在韩国，医生和“后备医生”是右翼政要、财阀子弟最流行的“旋转门”出口之一。

  据新华社援引韩联社报道，韩国全国各家医院的实习医生19日开始递交他们的集体辞职信，抗议政府计划增加医科学生数量。

  韩国卫生系统严重依赖实习医生，因为他们在急诊和急症护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韩国各地有大约1.3万名实习医生，首尔“五大医院”的实习医生数量为2745人左右，约占总医生数的21%。

  2月6日，韩国尹锡悦政府宣布了一揽子公共卫生改革方案，这中间还包括，在2025年将目前三千人的韩国医学院招生名额大幅扩充至五千人，此后逐年大幅度的增加。自2006年起，每年三千人的韩国医学专业招生名额从未变化过。

  消息一经发布就引发医生中最底层——实习医生的普遍不满，上周一度有首尔多家医院共计103名医生公开罢工。虽然在政府和有关方面高压下其中100人很快复工，但韩国医学会相关协会随即加入支持旗下实习医生抗争行列，要求政府在2月19日前同意减少扩招比例11%，否则“不排除进行罢工并支持实习医生辞职”。

  韩国医学会“紧急应对委员会”强烈抨击尹锡悦政府“妖魔化医生”“营造猎物气氛”。声称“如果政府试图以违宪的方式惩罚医学生和居民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将会引发医疗灾难”，并谴责官方声明“仅仅是为压制和惩罚医生的自主行为提供了理由”。

  2月19日，首尔著名的“五大医院”实习医生开始集体递交辞呈，并宣布自20日起参加由行业协会发起的罢工。同日，韩国医学院协会也发表声明称采取“集体休假”的方式加入医生抗争行列。

  行业协会的一致行动无疑令此前尚惴惴不安的抗争者陡然变得胆大气粗。韩国保健福祉部2月16日还宣布“无一名实习医生线日晚，已确认收到的实习医生辞呈多达六千份，覆盖全国近半医院，占全韩国实习医生总数约55%，其中一千多人不待答复已停止工作。

  2月19日下午起，“五大医院”纷纷采取削减医疗服务，有的医院甚至取消了一半计划中的外科手术。能预见，随着罢工和抗争浪潮的扩大，这一数字还可能增加，并波及住院医生、主治医生等医生群体。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某一些程度上尹锡悦政府寸步不让的“头铁”姿态激化了矛盾。

  2月17日，韩国警方勒令参加罢工的实习医生复工，威胁“否则按违反《医疗服务法》处罚”；2月18日，韩国总理用强硬措辞回绝几大医生联合会有关减少扩招比例的要求，表示扩招“刻不容缓”。

  2月19日，保健福祉部向实习医生发出复工命令，要求医院拒绝他们的辞职，并誓言要惩罚那些参与罢工的人。同日，总统尹锡悦强硬表示“不会姑息”实习医生的集体行动，声称“我们可不是前届政府”。

  2月20日，当局宣布吊销韩国医学会两名领导人医师执照，声称假如发现其“煽动罢工”将加重处罚，警方并发出“考虑逮捕罢工领导人”的威胁。

  不过，上述威胁非但未能消弭危机，反倒促使实习医生产生“只有闹大才会法不责众”的冒险心态，并激发起更高级别医生群体和医学院在读生唇亡齿寒的心态，导致危机的升级和大爆发。

  目前，尹锡悦所属右翼国民力量党所占议席低于共同，选举压力大，前景并不明朗，亟待在医学院扩招这个难得举国支持、主要对手执政期间又没能落实的重要选项上取得“制胜分”，所以才显得这么“头铁”。

  韩国医生素有“白衣贵族”之称，高级医生的薪酬水平在全球遥遥领先，但高薪酬标准却是以“物以稀为贵”的极端代价换来的。2022年，韩国平均每千人仅有2.5名医生，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标准。

  尤其是偏远地区和急诊、儿科及妇产科等领域，专业医生奇缺，和畸形繁荣的整形外科、皮肤科产业形成极大反差，社会不满严重。正因如此，增加医生数量是尹锡悦政府为数不多得到全国各阶层各派广泛支持的政策之一。

  几大韩国医师联合会和各级医生、包括在校医学生扩招的理由是，“会增加医学院教学压力，降低医学生平均素质”。他们宣称，“政府忽视了导致这些地区工作失去吸引力的问题：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实习生和居民的低工资”，表示“当务之急是提高这些领域医生待遇、将更多实习医生转正以调动其积极性，而非增加更多医生”。

  但许多观察家都直白指出，医生们的心态是明显的“挤公交效应”，即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的惟恐更多人挤上来摊薄自己利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公共卫生专家权顺万教授坦言，医生总数大幅度的增加意味着医生资源不再奇货可居，对慢慢的变成了医生或即将成为医生者而言则意味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更低的收入前景，“这就是他们何以如此拼命的最真实和最根本理由”。

  医生方面，走上抗争前台的主要是人数众多且地位低下的实习医生。他们收入相比来说较低，且有现实转正压力，一旦陷入“持久战”就有几率发生分化，此前未得到几大联合会“背书”时绝大多数抗争者退缩就是明例。

  不仅如此，一旦“贵族中的贵族”，即专科医生和整形医生等高收入、高地位者对“斗争”半心半意，内部分化将更为尖锐。现实中，许多实习医生对韩国如此高的实习医生比例感到不满，认为这是类似日本“派遣工制”的制度性压榨和歧视。

  不仅如此，作为“白衣贵族”，韩国民众一致认为医生阶层地位、待遇已经过高，“不值这个价”。对于医生群体以牺牲公众福祉为要挟谋求特权的行为，民众认为是“贪得无厌”，难以产生共鸣，因此，反对党也不愿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站在民意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集体行动在“三板斧”之后有沦为曲高和寡的小众“儒疏”（韩国古代成均馆儒生的联名上疏抗议）可能。

  与此同时，尹锡悦政府也未必敢真如威胁般大动干戈，不仅因为选举在即不宜过分冒险，也因“白衣贵族”传统上是韩国右翼的票仓和盟友。在韩国，医生和“后备医生”更是右翼政要、财阀子弟最流行的“旋转门”出口之一，如果彼此闹得太僵，会损及许多长期性、战略性和阵营性利益。

  正因如此，“放狠话”最多的韩国保健福祉部主要官员虽然在公开谴责几大医生联合会，但同时也表示政府“将继续为对话敞开大门”。

  用一些韩国网民的话来说，此次韩国医生危机是“两班（贵族）之间的赌局”，双方都希望借此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特权地位，却不约而同把韩国普通公众的福祉当作了博弈的筹码和赌注。